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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邵光亭,知名学者、经学史专家,书法家、画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教学与传播工作,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典哲学、史学、经学、书法、绘画等,在诸多研究领域皆卓有建树。
读过《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书的朋友,很多人都对“庶吉士”这个职位感兴趣。“庶吉士”一职最早设立于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八年,一直延续到清末,植根于科举制度,与翰林院的关系十分密切。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为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等几个等级。一般而言,殿试考中进士主要有两条出路,一是授以官职,二是通过选拔成为庶吉士继续加以深造。
明清科举“会试”取中被称之为“贡士”,然后还需要再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经过“钦赐”“传胪”,按照一、二、三甲确定名次。其中一甲三人,就是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一甲三名在殿试后直接授予翰林院官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修撰一职是专门为状元而设的,其他人员不能升任。殿试二甲的第一名俗称“传胪”,有时亦可入翰林院任职,例如康雍乾三朝重臣张廷玉的胞弟张廷珩,于雍正元年考中二甲第一名,即以传胪特旨授为翰林院检讨,与一甲三人同入南书房。而其余的二甲、三甲进士,则必须以各项考试取得的等级为依据,分别授予官职。成绩优异者,一般由皇帝在名单上圈点,选入翰林院附设的庶常馆学习,入选者即称为庶吉士。因此,入选为庶吉士又被称为“点翰林”。其余不入选的进士,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委任为为主事、中书、知县等官职。
明清两代,庶吉士制度实质上是高级官员的职前培训制度,“储才教养,以待大用”,是士人由科举跻身统治集团上层的重要途径。选拔庶吉士被统治者视为“储才大典”,极其重视。
明朝的翰林院,掌编修国史、进讲经书、草拟诏谕等高级文墨工作。翰林官虽品级不高,但由于接近朝廷中枢,地位自不言而喻。明朝以内阁制度取代丞相制度,阁臣均是从翰林中简拔。明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甚至“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据统计,明代宰辅共计一百七十余人,翰林出身的占到十分之九。在清代,翰林院供职的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和庶吉士等,通称翰林。但是,庶吉士并不能算是正式的翰林,要在庶常馆里学习三年,视其学习成绩而定。
庶常馆由大学士、尚书等充任大教习,另有资深学优的翰林官六人为小教习。庶吉士在翰林院、承敕监(掌诰敕起草之事)、中书署等近侍衙门观政,带有实习性质,亦称“观政进士”。最初庶吉士不专属翰林院,明永乐二年甲申科开始,才专隶翰林院管理和培养,就学于文渊阁,由阁臣督课,三年期满进行考试,谓之“散馆”。散馆考试成绩优异者留用,二甲出身授编修、三甲出身授检讨;成绩不合格的外放科道或知县等职官。
庶吉士制度草创于明朝洪武、永乐时期,到弘治四年,趋于健全和完备。“馆选”的时间、衙门、程序和对象从此“立为定例”,由内阁会同吏、礼两部共同考选,内容为“其平日所作文字,如论策诗赋序记之类,限十五篇为止。于一月之内,赴礼部呈献。礼部阅视讫,编号送翰林院考订。其中词藻文理有可取者,按号行取。本部仍将各人试卷,记号糊名转送,照例于东阁前出题考试。其所试之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以预选;若其词意钩棘而诡僻者,不在取列。中间有年二十五岁以下,果有过人资质,虽无宿构文字,能于此一月之间有新作五篇以上,亦许投试。若果笔路颇通,其学可进,亦在备选之数。”而庶吉士由“内阁同史礼二部考选以为常,遂为永制。”对于庶吉士的考核,翰林院“设会簿,稽勤惰,唯以严声厉色督责之。”每月要交“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翰林院“立案”,以作日后“散馆”时授职的依据。借用现代教育的观点,除了关注结果以外,也非常注重过程和习惯培养。
严密的管理和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使得“预列者无循私之弊,不预者息造言之谤”。庶吉士在学期间有机会接受翰苑的学术薰陶,又可通过观政获得实际从政经验,经过特殊培训,有利于年轻进士脱颖而出,成长为朝廷重臣。庶吉士的挑选和散馆考试极其严格,例如,顺治十二年的庶吉士殷观光等三人被革退;康熙四十二年仅十四人授职编检,其余二十人罚令再学三年,另有三人因文字俱劣而遭革斥。清代庶吉士散馆考试落选改任其他官职者,一般不得复入翰林院任职。而且,编修、检讨等翰林官和知县,虽然都是七品,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有极大的区别。七品知县晋见督抚要上手本、称卑职,行庭参礼,而同是七品的编修、检讨,简放为主考、学政,与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来往时则可平起平坐。由此可见翰林的地位之尊崇。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共任用汉人大学士二十五名,大都是翰林出身。所以庶吉士一旦被留馆为翰林,就有当宰辅的希望。即使是一般的翰林,也因为可以入值内廷,接近帝王而掌握文柄,从而获取巨大的声名。
明代由庶吉士入选翰林,最终升迁至六部侍郎、尚书以至阁臣、首辅等朝廷重臣者很多。据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统计,明代164位阁臣之中,庶吉士出身的128人,达到78.04%,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一点与清代不同,尽管在清朝,庶吉士的社会名望很高贵,但大部分人只能浮沉于中低级职官。清代的大学士是“满汉两途”,“满蒙汉军大学士不必尽由翰林出身”。自雍正设立军机处以后,军机大臣更是远非一般翰林所能企及。钱实甫教授编著的《清代职官年表》统计,清代庶吉士总数6216人,只有2470名(占总数39.75%)成为高级官员,其余的60.25%的只能担任中低级官员。清代8451名高级官员中,庶吉士出身者只占总数的29.23%。可见清代庶吉士的政治命运和仕途地位远不如明代。
明代庶吉士仅次于一甲进士,是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更加难能可贵的是, 82.48%的庶吉士出自非进士家族,即便是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一般也以一代进士家族为主,绝无超过三代者,具有很高的社会流动率。而且庶吉士主要经“考选”产生,成为固定的科举功名,地位低于一甲进士但高于一般进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将形式公平贯彻到最高水平。
考察明代庶吉士的地域分布,对于理解中国教育的发展变革,能够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明代庶吉士地域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区域广泛,但不同地区之间相差悬殊,各省之间,尤其是东、西部省份之间拥有庶吉士的数量存在巨大差异。处于前5位的省份是浙江、江西、南直隶、北直隶和福建,共有880名,占总数的61.97%;其余10省共有庶吉士540名,仅占总数的38.03%。庶吉士的分布与当时各省的人口和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大致吻合。比如在人口方面,据《明会典》记载的明弘治四年各省人口数,浙江达到530万人,而贵州只有大约25万人。
类似于现在高考的分省制其实古已有之。明清时期,全国各省都有庶吉士分布;某些科次还采取指定区域考取的措施,以保障边远和落后地区的进士入选;明朝宣德以后的科举实行南、北、中地区分卷录取制度,各自规定的录取率分别占总数的55%、35%和10%;天启、崇祯年间甚至实行了按省分配名额的办法。
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庶吉士出身浓厚的家族承袭色彩。通过对明代自永乐至崇祯52科14763名进士的统计,有1902名进士出身于进士家族,占统计总数的12.88%。出身于进士家族的庶吉士249名,占庶吉士总数的17.54%;成化以后平均达到24.8%。
总体说来,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比地位较高的人群具有更为强烈的上升欲望,并愿意为此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一个健康的社会,要能够为这种努力和上升的朴素愿望,提供稳定而公正的渠道和制度保障。同时,家庭环境对人才的成长也有着决定性影响,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良好的文化积淀和氛围更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和支撑力量,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风尚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潜移默化、前后相继、日积月累的陶冶和塑造着家庭成员的性情。在自古以来的中国家庭中,“诗礼传家”、“励志勉学”都是重要要求。
希望当今社会少一点功利主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找到文化之根、精神之魂。德慧相长,才能获得持久的改变命运与时代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