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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法国讽刺画报《查理周报》(Charlie Hebdo)于星期三成了蒙面枪手屠杀的靶子，它本周的封面是一幅以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为主人公的卡通画，他的最新小说《屈服》中想像出一位穆斯林成了2022年的法国总统，从而引起争议，但也有人说是预言性的。
《屈服》与埃里克·泽穆尔的《法国的自杀》触动了法国人复杂的焦虑情绪。
漫画标题是“了不起的维勒贝克的预言”，图中这位著名小说家戴着魔法师的帽子，手拿一支香烟，说：“2015年，我将失去牙齿。2022年，我就得过斋月了。”
《法国的自杀》认为法国在走向毁灭之路，图为泽穆尔在该书上签名
甚至在星期三正式出版之前，《屈服》便已经在法国引起激烈争论——关于讽刺文学与恐伊斯兰之间的界限、关于幻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界限、关于这位小说家与伊斯兰教对待女性的方式，乃至关于政治主流如何努力跟上伊斯兰与极右势力的崛起——这场争论无疑将因恐怖袭击而继续升温。
本周早些时候，在巴黎的恐怖袭击之前，弗朗索瓦·奥朗德总统(President François Hollande)说自己会读这本书。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也抓住这个机会——书中的穆斯林领袖在竞选中击败了她——说，“这本小说有可能在某天成为现实。”上周四，法新社报道维勒贝克已经停止宣传这本书。
《屈服》的首印量高达15万册之多，在法国亚马逊网站上位居畅销榜头名。畅销榜上还有另一本书也有着类似的主题——《法国的自杀》(The French Suicide)，这本500页的书由56岁的记者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所著，称移民、女性主义和1968年的学生暴动令法国走向毁灭之路。其出版社阿尔宾·米歇尔称，这本书自去年10月出版以来已经售出40万册，
尽管泽穆尔的作品是保守主义的怀旧，而维勒贝克的书是未来主义的幻想，两本书都直击当今法国的主要思潮：“焦虑”(inquiétude)，也就是对未来的深刻忧虑。
非穆斯林对穆斯林的恐惧、IS等组织的威胁，乃至他们在欧洲招募成员的行为以及反犹太主义的崛起，这些现象令这种焦虑进一步升温。在更大的层面上，人们担心政治中心力量受到侵蚀，极端势力在崛起，和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有些相像。此外，法国一贯为自己的共和政体传统，以及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感到骄傲，如今却将许多权力让渡给了欧盟，这也加深了焦虑之情。
“我认为这种焦虑是认为法国放弃了自己，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说，2013年，他的书《不快乐的身份》(L’identité Malheureuse)探讨移民为法国人身份认同与文化整合所带来的问题，受到广泛讨论。“人们在自己家里，却患了思乡症，”他在恐怖袭击两天前这样说。
泽穆尔与芬基尔克劳涉入类似的泥沼，却在不同的地方登岸。“它们是同样的书，说的是同一个主题：伊斯兰力量在社会与政治中不可避免的崛起，”新闻周报《快报》(L’Express)主编克里斯托弗·巴尔比埃尔(Christophe Barbier)说。
对于泽穆尔这样的悲观主义者来说，“最终的预测就是内战。总有一天在法国内部会有一场冲突，是那些非穆斯林与认为穆斯林应该当总统的法国人之间的冲突，”巴尔比埃尔说。而维勒贝克“方向正相反，他认为伊斯兰的崛起不会导致内战，而会带来国内的和平，”巴尔比埃尔补充。
《屈服》是维勒贝克的第六部小说，书中把法国描述为一个经济稳定的国家，穆罕默德·本·阿贝斯的领导令人放心，他是一个突尼斯杂货商的儿子，从国家行政学院这个精英学府毕业。他希望努力赶上罗马帝国的君王奥古都斯大帝的功绩，把马格里布地区的部分国家和土耳其带入欧洲。
由于在中东的投资，经济一度陷入困境的法国如今再度扭转了赤字。伊斯兰教法成了这个原本政教分离的国家的宪章。一夫多妻成为合法，女人要在公共场合蒙面，回归到家庭主妇的角色。
书中的主角是弗朗索瓦，一个专门研究19世纪末法国小说家乔里-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专家，于斯曼是天主教的皈依者。弗朗索瓦则皈依了伊斯兰教，以便保住自己在索邦大学的教职（由于法国在伊斯兰法治下，和他分分合合的犹太女友米亚姆只得移民以色列，她的状况颇能反映如今法国犹太人的真实趋势）。
58岁的维勒贝克对争议并不陌生。2001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说伊斯兰教是“最愚蠢的信仰”，被指控为诽谤。1998年，他的小说《基本粒子》(The Elementary Particles)写的是性解放中的黑暗面，2001年的《平台》(Platform)探索性旅游业与反穆斯林情绪。2010年，他的小说《地图与疆域》(The Map and the Territory)获得了法国极富声望的龚古尔奖。
这个星期，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前，有些评论家说这位小说家写《屈服》是在玩火，这个书名用“伊斯兰世界”的字面意义玩文字游戏，但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练习，也很可能对法国政治与公民生活发生影响。
“维勒贝克使用他的才能——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去提高或强调突然袭上我们心头的集体恐惧中的这一方面，”穆斯林哲学家马莱克·切贝尔(Malek Chebel)本周在France2电视台的节目中说，“我谴责他的做法，尤其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如果你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你就应该更负责任。”
维勒贝克不认为文学可以改变现实生活中的事件。
“我不知道有什么小说改变历史进程的例子，”维勒贝克在同一个节目中说，“历史的进程是由其他东西改变的，比如《共产党宣言》之类的文章，但不是小说。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他通过自己的出版公司弗拉马里昂出版社的一位发言人拒绝了本文作者的采访要求。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科斯出版社获得了本书在美国的发行权，但还没定下具体出版日期。在接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访谈时，维勒贝克说自己的小说是“政治虚构文学”，和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与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小说源自同一血脉。
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是对法国存在的卖国主义趋势的精彩评论。
在周四的《费加罗报》(Le Figaro)上，作家沙多尔·德亚万(Chahdortt Djavann)问道：“他在书中让所有女人屈服于面纱、多配偶婚，甘于被放逐出公共空间，全无丝毫反抗，这是不是有点太厌女了，抑或他觉得法国女人不像埃及和突尼斯女人那样勇敢？”
《法国的自杀》中有些不同，泽穆尔认为，女人应当呆在家里，多生孩子。他的文章审视了1970年夏尔·戴高乐将军(Gen. Charles de Gaulle)去世后法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时刻，对强硬的领导者与“荣耀30年”（从“二战”后到70年代中期）抱有坚定的怀旧情绪。
书中有着复杂的不和谐。泽穆尔的祖父辈是阿尔及利亚犹太人，却为维希法国政府辩解，还认为身在法国的人就应该给自己的子女起法国名字。
泽穆尔通过助手拒绝了本文作者采访。
泽穆尔在法国颇受欢迎的广播电台RTL中有一个每日社论栏目，星期四，他在这个栏目中称《查理周报》的遇袭是法国的911事件。“我们不是在为言论自由而战，我们是在打一场战争，就是这样，”他说。法国战后的和平不过是一个宝贵的间歇期，“法国总是处于内战与宗教战争之中，”他补充说。
评论家说《法国的自杀》和《屈服》最终都有利于国民阵线的政治利益，迎合了一股反体制的本土主义、反移民情绪，乃至反北约和反欧盟狂热，这股狂热虽在不断增长，但却支离破碎。
“左派没有什么建议或回应，而泽穆尔和维勒贝克从这种缺席中获利，”埃里克·诺尔洛(Eric Naulleau)说，他和泽穆尔共同主持一档每周电视节目，不过和泽穆尔相比立场偏左，2005年，他还曾撰文批评维勒贝克。
“一个逃往过去，一个逃进未来，”诺尔洛这样评价这两位作家，“但他们都没给出任何答案。”
